戴望舒，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无法回避的名字，他是中国白话新诗的开拓者之一。龙泉明先生将戴望舒当作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二个高峰：二十年代是郭沫若，三十年代是戴望舒，四十年代是艾青，他们分别代表了该时段中国新诗创作的最高综合性艺术成就 。虽是一家之言，却也说明了戴望舒在三十年代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他主导主办的《新诗》刊物集合了南北两派诗人的创作，推动了现代诗歌由象征诗向“纯诗”的发展。而对于戴诗的艺术风格，大部分人想到的是西方浪漫主义和法国象征主义对他的影响。诚然，在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和文艺理论的体系中，西方文艺思想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了他的民族性，或者说，戴望舒从事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作品的翻译的一个首要前提——他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生在江南长在江南从小受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国人，因此，在他的身上不可避免的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特别是受到他家乡浙西文化的浸染。法国学者米歇尔•鲁阿称戴望舒、艾青等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诗人思想本质上都是中国式的。尽管他们想在理论建树上力求摆脱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但是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深刻的继承性还是体现在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中。本文拟从浙西文化出发去探讨浙西文化和戴望舒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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